民国时期，苏联相对于中国算境外势力么？

民国时期，苏联相对于中国算境外势力么

当然算，不过有一点，在很长时间里，中共拿到的苏联援助和国民党拿到的苏联援助相比，连零头都算不上，尤其是抗战时期，苏联援助国民党飞机坦克大炮，而给中共的则主要是一堆马列原著。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大使是跟着国民党跑的。对了，蒋经国的老婆就是个毛妹，孩子都是金发碧眼的。

从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角度来看，苏联显然是推行赤化、勾结蒋汪的“境外势力”，且对国民政府来说，许多时候还要更上一级，是“图谋颠覆国民政府”、“反动国民革命”的“赤色帝国主义”。
就比如说北洋时代，先后有孙中山、冯玉祥等政治人物与苏俄相通，以再造国家为号与旧军阀势力为敌。为与之相对，进行宣传，北洋军阀即攻击谴责国民党，声称他们是勾结苏俄之“赤化”，欲败坏华夏之纲常伦理，使国将不国。
这样的宣传，在广州国民政府发动北伐之后即到达巅峰：查阅这时期反国民革命之军阀所发布的“通电”，攻击赤化、谴责国民党奉苏俄为主的内容屡屡可见。
如1927年2月1日黔军总司令袁祖铭所发之反对北伐的通电，在电文中就声称蒋介石、唐生智“外奉苏俄为共主，内奉赤党为天骄”，在“阴行共产专政之实，破坏国家，扰乱社会”。



载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 军事（3）

又如华东之五省联帅孙传芳，在江西作战失败后，便向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抛出求救信，言眼下“灿烂之中华民国”正面临“妖孽”的威胁。
孙传芳所言“妖孽”是何？便是蒋介石所率的“党军”（即国民革命军）勾结俄人，收受赤俄之补助金，诱惑激进之青年，以共产主义来“破坏现在之经济制度”，化民国为“在俄试验失败之理想主义”的试验场。
在后文里，孙传芳更直接把国民党、国民革命军与蒋介石等人视作CP，打败党军、挫败北伐成为“驱逐俄国人”的救国之举，希望张作霖对他施以援手，达成共予国难、“外侮凭陵”。
在孙传芳的宣传里，北伐战争俨然不是“内战”，而是一场俄国欲灭亡我国的“外战”了。



载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 军事（3）

张作霖派出直鲁联军南下支援孙传芳，可几个月的时间之后，直鲁联军在华东战场接连落败，被蒋介石在南京、徐州等地击败，不得不与孙传芳等人的残兵败将一起退回山东。
为了给败军打气，“狗肉将军”张宗昌这时也不得不出来说两句话了：张宗昌不像之前的通电那样舞文弄墨。他先是晓以个人小利，称国民党统一了，那他们闹革命要消灭租界，我们以后下野当寓公也没得躲，接着晓以家国大义，称眼下国民党虽然闹左右分裂，实际仍是一条路线，便是要实行“赤化共产”、一党专政。
张宗昌这个以道德败坏闻名的旧军阀，在此时也鼓吹起道德伦理来了，要求直鲁联军的官兵为“全国人民生命财产”和“四千年纲常名教”而战，宣言此时的战争是“民国以来第一的有价值战争”。如之前的孙传芳一样，自居为国家民族的捍卫者。



《张宗昌为战败的直鲁联军将士打气通告书》1927年6月 载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 军事（3）

而在张宗昌发出电文的一年前，1926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成为新的国家元首之后不到半月，便迫不及待的发表《讨赤宣言》、展示其“四民主义”的“理论修养”。
在张作霖这个与日本帝国主义深度合作的军阀口中，冯玉祥蒋介石等人，伙同苏联“侵略祖国”，是如同石敬瑭一般的赤俄走狗。至于蒋介石，更因为“甘受鲍罗廷指挥”，甚至比石敬瑭还不如。

今冯玉祥蒋中正等，勾结外援，侵略祖国，是与石敬瑭何异。蒋中正复甘受鲍罗廷之指挥，则与石敬瑭而不若

《晨报》1926年12月8日



《晨报》1926年12月8日

在此后又是半年多时间，1927年6月，张作霖又在北京发表新的讨赤宣言——尽管他表示自己愿意接受三民主义，只是要再加上他的“民德主义”，形成“四民主义”。
在张作霖这个东北土匪出身的军阀口中，国民革命是使“大好神州论于夷狄”的悲剧，北京政府的大帅将军们是“不能不战”。他张作霖不是在内战，是在“为驱除洪水猛兽”、“为世界人类生存”而联合诸帅、共起义师。更表示反赤事业乃是“世界公共之事业”，将自己的内战包装为人类文明而战。

比者共产分子归附苏联，宣传赤化，甘心卖国，贻祸寰区。作霖不武，痛神明华胄等于鹿逐，大好神州沦于夷狄，为驱除洪水猛兽，不能不战，为世界人类生存，不能不战。用是联合诸帅，共起义师。……惟是共产标题，志在世界革命。则讨除共产，实为世界公共之事业，亦为人类公共之事业。

《北京改制记》载于《国闻周报》1926年6月26日

当然，后来张作霖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这个谴责国民革命是“卖国”的东北军阀，被自己的日本合作者（或者说主子）炸上了天。
那就让我们将视角从北方换到南方，虽然北洋军阀一直攻击广州国民党方面是为“赤化”，可国民党人大都要澄清自己并非“赤化”，赤化者，乃cp也。
早在1924年，孙中山决定联共以改组国民党之后，国民党内相当部分“老同志”即对此感到强烈不满。不到一年时间即发生多起“老同志”之间的反赤密谋。更有执行委员会集体提出的CP弹劾案。在1925年孙中山死后，“老同志”右派的活动加剧，国共之间摩擦愈演愈烈。
当年3月，由冯自由等人成立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就在8月30日发布的通电中谴责广州中央收受赤俄贿赂，出卖主权于外人，更沿用彼时北洋方面的抹黑手段，声言广州方面种种的“反革命行为”是“赤化”。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92页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93页

自然，“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属于国民党中的少数派，比他们更有影响力的“西山会议派”此时的观点要温和的多，只求“分共”，不求“清党”。
可到1927年，蒋介石真的发动清党运动时，国民党人的主流观点又要与几年前的“一小撮”合而为一了。
在四一二清党开始几天后，蒋介石便发布定都南京讲话，在讲话中他提到，现在的国家有三条道路，除了帝国主义军阀的老路、国民革命的正路，就是走受所谓“国外特殊团体”（显然是指苏俄）指挥、“赤色恐怖专政”的邪路。
从此时开始，“赤色将军”蒋介石化为彻底的反革命头目，变得同他曾反对的旧军阀一样，也痛批赤俄乃是颠覆国家、危害民族的“境外势力”了。

極明顯的，現在中國民族祇有三條路走：一條是還到軍閥治下，任他們勾結帝國主義，無辦法、無目的，為爭個人權利而連年戰爭；一條是跟著……走，受國外特殊團體的指揮，以實行赤色恐怖的專政，不按環境的情形，將中國全部破壞，人民痛苦不堪，以後還是沒有出路；一條就是國民黨三民主義的堂堂大道，以有步驟的政治，由中國民族依自己的意志，用自己的力量，謀自己利益，求自己的解救。若是大家不願意中國亡於軍閥，亡於帝國主義，亡於……的恐怖政治之下，現在正應該一致努力的參加和擁護國民黨，完成國民革命，解救中華民族，由國民革命去達到世界革命。
《建都南京告全国同胞书》蒋介石 1927年4月18日

至于后来土地革命兴起，原本国民革命年代被指责赤化者即反过来，真的去指责赤色革命的“赤化”问题——这里讲的“赤化”，又与北洋军阀的口吻完全一致。
典型如其国民党的党报《中央党务月刊》、《中央周报》上所登的“反赤”政论文章，国民党人作者便将自己的立场放到“我们工人”、“革命的民众们”一边，秉持着“民众”和“革命”的立场，去谴责cp“挑拨阶级斗争”、“受苏俄指使，被卢布收买”。
在这些文宣里，更有如北洋军阀张作霖一般的言论，像是《中央周报》1931年7月29日发表的《为剿灭赤匪告民众书》、《为剿灭赤匪告革命将士书》，这两份宣言书就声称，“赤化”是要毁灭民族文化、破坏传统社会。就是“拿我们的民族和土地，整个地贡献苏俄”。“去作他们的附庸，当他们的鹰犬”。
在国民党人眼中，眼下国民政府对苏维埃红军运动的镇压，一下成了为民族生死而进行的圣战，他们的敌人就成了应被彻底消灭的全民公敌。




像这样将苏俄谴责为欲对我国“亡国灭种”、“扶持汉奸”的宣传，在土地革命时屡见报端，国民政府内部的军政首长亦有不少信奉宣扬者。
譬如1934年11月，红军长征经过桂北后，白崇禧便在对桂林中校高校师生的训话中说，如果红军赤化四川、掌握西北，那“赤、白帝国主义双管齐下”，将让“国家危险程度更加严重了。”
换句话说，在国民政府的喉舌与要员口中，工农红军便是“赤色帝国主义”的在华延伸，苏俄则是与日本帝国主义一般的帝国主义列强，只不过一个是白色，一个是赤色罢了。



《剿共的经过与征兵的办法（节录）——白副总司令对桂林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学生训话》1934年11月16日 载于《红军长征过广西》参考资料部分

至于后来解放战争时期，此类宣传那又更是数不胜数了。蒋介石本人都不遗余力的向自己的下属灌输CP“勾结赤俄”、实行卖国的理论，讲赤色革命得胜，则国人都为“赤色国际的牛马奴隶”

但是試看當前的事實，我們國家的國際地位低落到了何種程度，我們民族被輕視侮辱到了何種程度？我們人民的生活又痛苦到了何種程度？國家不能統一，社會不能安定，一切都不能走上軌道，這究竟是為什麼呢？大家一定知道這是由於……的破壞和搗亂，出賣國家，出賣民族，要把我們抗戰的成果完全消滅，把我們的國家造成蘇維埃的國家，把我們的人民作為帝國主義的奴隸和牛馬，永遠不能翻身，纔弄成今天的局面。
1947年3月1日《团结一致完成建国使命》 载于《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二

<hr/>以上这般民国时期，关于苏俄“境外势力”干涉“民国”的宣传，无论在北洋政府时代，还是在国民政府时代都是数不胜数，我们也就不再一一举例了。
不过，我们也确实可以肯定的讲：在北洋政府的时代，于北洋军头们来说，苏俄是支持赤化势力推翻政府、侵吞国家的境外势力。在国民政府的时代，苏俄又在国民党人成了支持赤化势力推翻政府、侵吞国家的境外势力。
这不得不说是新旧军阀势力之间的殊途同归。

你既可以算，也可以不算。
之所以说算，是因为境外势力这个说法，是一个浓厚的民族主义的提法，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苏联当然算是境外势力。但是站在苏联的意识形态中，所谓“工人没有祖国”。
事实上，革命党和执政党的心思是不一样。
举个例子，在列宁那里，在他没有获取政权的时候，对于一战的态度是所谓“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内战,从而完成革命”，并且认为，工人应该在大后方捣乱，尽可能让沙俄战败，引发革命。
如果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列宁这段话，这都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俄奸”，就是要让沙俄战败。
同样的道理，当时的列宁的心态就是，沙俄帝国应该迅速解体，所以他不断鼓吹民族自决，要求沙俄各个民族独立，促使沙俄帝国解体，引发革命。所以乌克兰就是在那个意义上就独立。
但是一旦沙俄帝国解体，政权归入列宁手中，他对于民族自决就开始出现分化。当然他依然有自己的理由，他认为自己依然在支持民族自决，只不过这个民族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换言之，意识形态的理由不一样，但是实质上的要求是一样，就是乌克兰依然要在自己手中控制。
同样在二战前的东欧各国，面对纳粹和苏联的双重攻击，他们都面临着一个选择，就是到底是选择纳粹那一方，还是苏联那一方。
最后普遍都选择了纳粹。为什么呢？因为给纳粹当小弟，纳粹鼓吹的是民族主义，他还会允许这些国家的主权存在。如果给苏联当小弟，当时苏联是没有卫星国这个概念，你就必须直接并入到苏联控制之中，你的主权就丧失了。
所以当时，无论是芬兰，罗马尼亚、匈牙利，都成为了纳粹控制下的一部分，成为了轴心国成员。

这就是题主狭隘了。
民国时期，中国的社会形态叫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帝国主义势力不是以“境外”的形势存在，而是以“境内”的形势存在。
不是境外势力，而是境内势力。
就比如说：1927年3月24日，英美军舰炮轰南京，造成数十平民死亡，数百人受伤，无数房屋被毁的事件。你说说，这是境外还是境内？
再比如说：1926年，英国几艘军舰英舰万县人口稠密的繁华市区近3个小时，发射炮弹和燃烧弹300余发，酿成千余家民房店铺被毁、死伤500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万县惨案。
万县在那里？是不是很够境内的了。
再比如说：30年代太原有份《山西日报》，因为刊载了一篇反日文章，日本领事带着一群浪人，公然来到报社，将报社所有的工作人员殴打一遍，砸光了报社的设备。阎锡山当局无可奈何。
太原在那里？够不够境内了。
帝国主义势力深入中国，所以你觉得这个深入是境内还是境外？
商品倾销无处不在，租借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京津近郊驻扎在外国的军队，长江流域到处停泊在外国的军舰。
一个国家只有在有完整主权的时候，才有所谓的境外势力。
民国时期的中国，没有一个政治势力与外国没有联系。
在这样的情况下，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得到其暂时的支持，是不是很合理的选择？
这这样的情况下，判断其卖国的标准有且只有一条，是否为了得到外国的支持而喝下丧权辱国的毒药。
在如今国家主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情况下，拿着民国时期和外国势力的合作，
为自己甘为列强走狗辩护，还要诋毁前贤为收回国家权利的奋斗与努力。
是不是很无耻？

当然了，毕竟当时有“卢布党”的说法，对，我说的就是果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