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为何可以躲过各路军阀的重重包围而生存下来？

红军为何可以躲过各路军阀的重重包围而生存下来？

抛开老生常谈的纪律、意志、精神力量等不谈，谈谈几点硬实力。
第一，红军装备与地方军阀相比不算差。
很多人对民国时代的“军阀割据”缺乏直观认识，仅仅是嘴上知道这个词，潜意识里把各地军阀部队仍然看作中央军，以为他们的纪律、制度、编成和装备服饰等与中央军大同小异。但实际上各地军阀的装备差距比很多国家间差距都大，同一军阀的不同部队差距也很大。红军装备不好，是相对于中央军说的，比起其他地方军阀，红军的装备、粮饷是一等一的，即使是正面战斗，绝大多数地方军阀部队拼装备也是打不过红军的。比如强渡大渡河时，在安顺场渡河的一个先头连每人都配备冲锋枪和手枪，远胜防守的刘文辉的军队；飞夺泸定桥时，红四团经过加强之后有一百挺以上的轻重机枪。23勇士攀爬铁索过河之后无一阵亡，并不是防守方枪法那么差，而是红四团的机枪火力压制得他们抬不起头。黔军装备更差，有的士兵连鞋都没有，纪律更是无从谈起，所以四渡赤水过程中，身为地主的黔军基本只能干一些策应和配合的活，而且一触即溃。滇军也不怎么样，再加上龙云不积极，实际上根本没起到任何积极作用。
川军的杨森等部稍微好一点，但你让他凭险固守还行，与红军野战同样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凭险固守也守不住，红军是考虑到攻坚耽误时间，背后中央军追得紧。如果中央军把红军赶去西南之后完全不插手，红军可以轻松打翻整个川黔滇康。

第二，红军的行军能力，尤其是山地行军能力无人可比。
即使是现代，全世界敢说步兵步行行军能力超过解放军的，恐怕也数不出一两个。无论是平原、山地、雪山、高原、荒漠，PLA都创造过行军神话。而这一点，确实是有优良传统的，古说“兵贵神速”，仔细研看长征过程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战役不是打赢的，而是跑赢的，跑得快就能先一步占据险要，能在包围圈合拢之前跳出，能迂回渗透，能伏击能侧击，可打可撤。而地方军阀的部队，本来就缺乏组织力、行动力，再加上指挥不明，信息不通畅，处于“追不上，跑不掉”的状态。可以说，行军能力是红军能够与中央军和军阀周旋的底气所在。

第三，红军的情报搜集和技术侦听能力一流。
红军装备不好，是条件所限，并不代表红军没文化，事实上红军在能力范围内非常注重“技术战争”，红军有大量留过学的高层，也进行了系统的内部培养，培养出了一大批技术干部。长征过程中中央军的电文和密码被红军截获破解是常事，更遑论地方军阀，毛的很多决策的前提，是建立在信息和情报优势上的，有时候甚至是单向透明。信息优势是所有事情的关键所在，红军的信息和情报优势，是红军的护身符。

当然，以上几点也是建立在红军组织性强、纪律性强、作战意志高昂的基础上的。无论现代社会怎样弘扬个性，无论你怎样信奉个人主义，但一个事实就是：集体的力量永远强于个人，团结的集体永远强于松散的集体，组织严密的工业机器永远强于“自由浪漫”的田园牧歌。这是自然界的基本规则。红军的成功不是一个人的成功，国军的失败也不是一个人的失败。

红军是新军阀混战中排老二的势力，外交不作死的话，不是那么好灭的。
应该反思的并不是为何能躲过各路军阀的重重围攻，而是博古之流如何把局面作死到招来军阀重重围攻，如何把堂堂第二大势力变成陕北数万残兵败将。。。。。。

对于这个问题，为什么不问问神奇的当事人呢？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
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
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

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
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

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
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所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陆丰、湘东、湘南、湘赣边界、湖北的黄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

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
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
我们分析它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

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
（1）有很好的群众；
（2）有很好的党；
（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
（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
（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井冈山的斗争》

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

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
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
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
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
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
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
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
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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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

利用军阀矛盾当然很重要，但必须看到，从长征开始到长征结束，如果只考虑野战部队（能走能打反复冲击下败而不溃）的数量，红军一直是国内第二大势力，远远压倒那些核心部队只有十几个团，层层吃空饷的省级封建军阀。红军各个方面军和军团之间虽然相隔万里，但始终保持着战略乃至战术上的配合，采纳最新的军事科技（当然要考虑具体条件）作战，完全超出了国内任何对手的军事现代化水平。可以说红军是当时国内唯一的现代化军队。在缺乏物质供应，大多数苏联援助用来武装蒋介石中央军的情况下，红军可能暂时无法争夺天下，但自保是绰绰有余的。
下面举几个例子：

• 一 战略配合
  

长征 --- 红四方面军的经历

近年一些党史专家的研究成果表明，为了支援中央红军顺利进入四川，发展至鼎盛时期的红四方面军突然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这个当时全国第二大苏区，西渡嘉陵江进行长征，牵制敌军主力。专家认为，当时中共中央和许多重要干部正随同中央红军行动，处境困难，如果不能及时赴援，可能导致中国革命的更大损失。

原江西省萍乡市党史办副主任彭江流在《张国焘成败记(新订版)》中说，1935年1月22日，红四方面军接到中共中央来电，要求川北红军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运动歼敌，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进。这就是说，红四方面军将放弃发展至鼎盛时期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向嘉陵江以西发展。红四方面军认为，如果中央红军不是形势紧迫，是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因而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成为头等大事。

据长期研究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温贤美介绍，红四方面军是彻底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属于搬家式。彭江流说，当时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入川，红四方面军动员了几乎全部力量，包括8万多人的正规部队，加上川陕革命根据地撤出的党政机关人员，总计不下10万之众。



红四方面军果断停止与胡宗南部队的角逐，火速隐蔽造船。1935年3月28日至翌日，成功强渡嘉陵江。敌方注意力也逐渐转移到红四方面军来了，施加的军事压力也越来越大。

红四方面军为掩护中央红军北上作出了重要贡献。第30军出北川县(现北川羌族自治县)南下，解放了沿途县镇，为日后中央红军的北上创造了良好条件；第4军则奉命开往更北面的松潘县，以阻止甘肃南部的敌军毛炳文部队南下入川；中央红军北上的右侧成都平原方向，完全被红四方面军屏护，没有任何后顾之忧。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成功会师。

在一四方面军分裂之前，四方面军为了掩护一方面军摆脱追击，主动放弃了小半个省的地盘（当然也有经营地方干部不足的原因）。任何一支军阀部队或中央军集团能做到这一点吗？实际上，军阀和中央军是在一路抢地盘，相互提防的状态下剿共的，在兵力没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当然无法威胁团结一致的红军。长征期间，红军总能在军阀和不同派系中央军之间找到缺口，原因不仅仅是军事，更有深刻的社会基础——通过社会革命，红军超越了封建化农业社会对军队的限制。

• 二 战术配合与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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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威主要在四方面军领导通讯兵和电子侦查，但他也同时负担一方面军的技术侦查。因为当时的电台比较笨重，必须在固定地点架设才能使用，白天中央红军收起电台行军，处于无线电“盲人”状态。长征期间一方面军始终在战略机动，四方面军夺取川陕苏区后有一个稳定时期，所以四方面军电台在负责自身通讯的同时，全力侦听一方面军周围的敌军电讯信息，入夜后再把战略情报发给一方面军。中央红军高层都知道四方面军有个没见面的高手蔡威。所以，一四方面军碰到一起后，28岁的蔡威立刻成为红军总司令部二局局长，是总参三部（技术侦查部）的老领导。后来一四方面军分开行动，他随张国焘朱德一路前进，中途病逝。

福建的干部，在上海接受培训，派到四方面军主持电讯机要，隔着几千里为一方面军提供技术侦查，会师后掌管红军全军的电子通讯。这种配合，这种干部使用方式，国军做的出来吗？蒋介石的侍从室可是非浙江人不得掌机要啊。
江浙沪人民对民国会不会有特殊的情结？ - 马前卒的回答

在重庆期间，蒋介石宴请毛泽东时也让卫士招待陈龙。当清一色浙江奉化籍的侍卫官们在席上发现他来自东北抗联，既不是湘潭人，也非湖南籍，便诧异地问:“你同毛先生有什么亲故?”陈龙如实相告：“我同毛主席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共产党的警卫人员来自五湖四海。”

而且这还不是孤立样本。以陈赓为例，他先参加南昌起义，在后来组成一方面军的部队工作，受伤后到上海主持中央特科，之后被派到四方面军当师长乃至方面军参谋长，再次受伤回上海治病，最后被派到一方面军当军校校长，第一师师长，随中央长征。后来到东北抗联主持工作的杨靖宇，也是四方面军系统抽出来的军事干部。很显然，这样自如的人力资源调配是现代军队才能做到的事情，当时的中国除了红军谁也做不到。

• 三，正规化作战
  

长征时期珍贵战术史料公布

1935年5月25日，红军将士以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革命精神强渡大渡河。1935年9月总司令部编制的《当前情况及战术摘要》中对渡河作战中灵活多变的排兵部署、渡河技巧和防御战术做了详细总结。

换了中国当时任何一支军队，连续无后方作战大半年后，有没有余暇在行军过程中这样教育自己的官兵？在隔夜粮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下，还有没有研究最新战例的意识？正规化作战不是说一句话就能落实的。虽然当时国军总喜欢说自己要剿共匪，但仅从纯军事角度来说，共产党才是一路剿匪的正规军。
最后补几份当时的红军文件：








上帝永远站在更擅长运用自然规律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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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近代自北洋军阀到民国，出这么多大师，最后却是共产党得天下？

因为各路军阀各怀鬼胎。
早年的革命根据地都是在各个省边界的山区。一来，这里是各个省份防区的边界，管理混乱；二来，这里很穷没有油水，各个省份也都不重视；因此红军得以发展壮大。
常凯申是很重视的，中原大战刚刚结束就调兵遣将对苏区进行围剿，但是被红军击退。因此红军得以壮大到1934年的30万人。
但是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进行长征，到36年会宁会师的时候，红军已经只剩下3万人了。
红军长征最大的受益人是常凯申，他的中央军借着“剿匪”的名义，跟着红军进入到四川云贵，成功压制了当地的军阀，收回了权力。特别是贵州军阀王家烈，很脑残的拿出来精锐部队和红军对抗，结果全军覆没，薛岳趁机率军进入贵州，王家烈部下全部撤换，军阀势力瓦解，本人直接被飞机送往南京，开始了寄人檐下的生活。
因为王家烈等人的遭遇，川军、滇军、桂军等军阀均采取禁止红军入境，但礼送红军出境的政策。红军长征过程中试图进入两广、进入四川时都遭到了桂军、川军精锐部队的阻拦，被迫放弃计划，继续转进。但是这些军阀也不主动招惹红军，“护送”红军离开自己地盘了事。所以红军长征基本上都是走的军阀的边界，从川康边境北上陕西。